孟维瞻：大国人工智能竞争如何塑造美国的政治变化?
第11届公共政策研究院国际会议——中美AI博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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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人工智能竞争如何塑造美国的政治变化?
孟维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1.人工智能：缓和还是加剧政治矛盾?
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可以减少人们的工作压力，从而使得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得以缓和，甚至消失。
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许有助于弥合左派、右派之间的政治分歧。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尤其是美国 2022 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的情况，人工智能还没有能力消除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
人工智能难以消除中美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难以消除美国内部的价值冲突。
技术民族主义：世界分裂为两个独立的知识生产和使用领域。
人工智能本身正在极化，这种极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加剧美国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人工智能极化正在深刻地展现出来，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直接介入社交媒体领域，引发社会分裂。
2.中国AI发展模式的优势和劣势
中国政府选定人工智能国家队名单，但国家队的存在并不阻碍竞争。中国AI模式：自我束缚可能会导致创新模式的滞后，一步落后导致步步落后。保持开放的政策对于人才的获得非常重要
最近几年，民营企业对人工智能的投资正在明显降温根据有的机构统计，从2015年至2017年间，民营企业对人工智能的总投资额增长了近五倍，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又下降至接近2015年的水平，到2019年有数百家民营初创企业倒闭。
3.中美在人工智能科技领域的竞争关系
美国和中国是人工智能发展最为迅速的两国国家，也是人工智能大型科技公司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
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使得双方政府不得不约束大型科技公司的行为；另一方面，战略竞争背景下，两国政府都依赖大型科技公司的贡献，科技公司也在塑造两国竞争的面貌，使得竞争复杂化。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在过去四年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很多大型科技公司的利益遭受损害。
拜登政府推动对半导体和相关技术的出美国国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口管制，并且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但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认为，拜登政府的政策不仅降低了科技公司的收入而且正在挫伤美国的科技创新力，长期来看将会不利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发展。尽管竞争激烈，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仍然严重依赖中国的技术进口和市场。
虽然中美关系正在恶化，但上述依赖几乎没有改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所增加。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一些科技公司游走于夹缝之中，希望实现利益最大化。
更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都必须不断向海外扩张，在国界之外获取数据和知识。
尽管人工智能科技公司正处于美国和中国政府的对抗之中，并且服务于各自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战略，但它们仍然依赖于与对方国家保持关系以获取知识。
4.美国的三种对华科技竞争思路
美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种对华科技竞争思路：
（1）民主党的思路；(2)共和党建制派的思路；(3) 共和党特朗普派的思路。
这三种对华科技竞争思路，分别对应的是两党对于政府与科技公司关系的看法。
拜登政府：将价值观竞争看作对华竞争的核心内容，而为了保证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维持美国的创新能力，就必须防止大型科技公司垄断创新的资源，并且应该对其进行严格监管。
只有针对大型公司进行反垄断才可以分散大型科技公司与中国之间相互依赖所导致的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从而保证美国的政治安全。
民主党并不反对一些科技公司以适当的形式融入中国，寻求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但是要对这些公司进行监管，防止形成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共和党建制派：更加严厉和极端“脱钩”而非“去风险。共和党建制派假设现在正在发生一场冷战式的军备竞赛和零和博弈，他们希望全面中断美国资本与中国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彻底阻断所有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的融资路径。
曾经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妮基·黑利(Nikki Haley)
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
特朗普：关心的是贸易数字，即从对华贸易逆差转变为顺差。他的对华政策具有民粹主义特征，希望让美国民众立即获得实惠，从而保证自己的支持率。
4.1.两党分歧:如何打击“技木私权”扩张?
人工智能本质上成为各大跨国科技公司打造孤立式，亦或是联盟式的封闭技术平台的根基所在。数据生产、控制、不透明算法均由跨国科技公司技术平台掌控。这些技术平台在设计中可以将自身利益偏好嵌入其中，孕育特定的技术政治想象，甚至能够完成一套独立的包含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超国家效力范围的闭环运行系统。
扎克伯格承认，“在很多方面，脸书更像是一个政府，而不是一家传统公司。我们拥有庞大的社区，而且我们比其他科技公司更多地制定政策”扎克伯格本人并不是脸书的员工选举产生的，也不是网民和用户选举产生的。这个“政府”与美国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当然会引起美国政府和民众的警惕。
在 2016年美国大选中，脸书在没有得到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与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分享8700万用户的隐私数据，使得特朗普团队可以通过算法操纵来影响民意。
两年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进行调查，并处以50亿美元的罚款。
4.1.1.美国两党的科技理念——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政府更加主张优先考虑自由市场和鼓励企业创新，对道德责任的关注程度更低。
特朗普政府强调应该把监管降到较低限度，认为监管会损害创新能力。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发展应该服务于“美国优先”原则，他本人提出"为美国人民服务的人工智能”计划，暗示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应该优先让美国人受益，而不是让美国的盟友受益。
特朗普本人对移民比较排斥，因此他任内的人工智能政策不太强调移民人才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贡献。
部分共和党政客从主张“小政府”转变为支持“更积极的政府干预”，这与民主党的立场比较接近。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Rubio)主张美国应有自己的产业政策，鼓励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进行投资，以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共和党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美国政府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并不是通过产业政策提供补贴，而是应该大幅度的税收优惠。因为美国现在面临严峻的债务问题，需要尽可能地紧缩预算。
4.1.2.美国两党的科技理念——拜登政府
一、拜登政府强调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竞争是“价值观竞争”，而特朗普政府公布的文件回避相关讨论。采用“小院高墙”策略精准制裁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二、拜登政府强调美国人工智能创新和发展的目的，是造福所有美国人以及美国的盟友，这一点与特朗普政府明显不同。拜登政府尤其重视与日本、韩国、荷兰等盟友以及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作，对抗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三，与移民政策相一致，拜登政府强调移民人才对于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展示人工智能发展的包容性。
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强调政府对自由市场进行监管。
民主党警惕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威胁到国家权力的情形。它引用政治上的分权制衡原则，认为政府也应该设法保持科技企业之间的分权制衡状态，防止经济权力过度集中。
打击“技术私权“、"数字黑帮“。
拜登政府的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政策，遭到很多民主党右翼人士和共和党人士的反对。
事实上，两党都对大型科技公司的一些行为表示不满，共和党也主张针对科技巨头进行监管，但两党都希望引入对本党有利的监管方式，双方合作基础较为薄弱。
民主党政府的监管重点是反垄断，强调用政府力量削弱科技巨头不断膨胀的市场权力。
共和党主要针对的是科技巨头的意识形态偏见，防止保守主义者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
新布兰代斯学派理论：应该把大型科技行业转变成为由中小型企业主导的模式，防止大型公司在市场上积聚过多权力，并由政府进行严格监管，防止大企业扼杀小企业、压低工资、加剧不平等、损害创新。
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负责反垄断执法的助理司法部长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相继起诉脸书、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等巨头
2024 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开始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准备对微软、OpenA!和英伟达在人工智能行业中的主导地位进行反垄断调查。
4.1.3.民主党的立场：反垄断与加强监管
反垄断关乎国家利益和安全，不仅关乎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关乎地缘政治安全以及关乎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科技竞争能力。垄断企业往往不如初创企业那样雄心勃勃，并且使得竞争被削弱，创新能力下降历史上美国绝大多数的创新突破并不是由垄断企业创造的，而是由初创企业创造的。例如，历史上波音公司在收购竞争对手之后，就不再有重大创新了，产品质量也明显下降。
莉娜·汗认为，“垄断企业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惰性，不如初创企业那样可以创造更的突破性技术进步。 为了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们不需要保护我们的垄断企业免受创新的侵害，我们需要保护创新不受垄断企业的侵害。”
4.1.4.民主党认为反垄断是对华竞争的重要组成
大型科技公司的集中垄断或许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这种模式容易将美国暴露于地缘政治的脆弱性之中，导致各种风险。大型公司的生产链、供应链往往很脆弱，即使是一次飓风、地震都可能导致连锁反应，使生产遭遇严重损失。
美国政府一方面防范中国、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与中国“脱钩"。美国的科技公司一方面必须依赖于在中国的业务，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受制于中!国。因此新布兰代斯学派认为最好的策略是限制美国科技公司的规模，分散风险，确保美国有足够的安全感。
4.2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反垄断有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
大型科技公司采用各种方式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和监管政策。它们或者花费重金游说政府，或者以对华竞争为理由劝说政府减少干预。
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拆分或反垄断政策，将会削弱其竞争力和创新力，使得规模庞大的中国科技公司获得相对于美国公司的优势，甚至获得在国际数字行业的主导地位。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中国科技公司对美国构成的“竞争威胁”为由为脸书的规模进行辩护，目的是说服政府放松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政策。
谷歌高管宣称美国打压科技巨头将会对中国有利，而美国拆分自己的科技巨头将会有利于中国的科技巨头。
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arner)认为，如果监管机构“砍掉脸书和谷歌的腿”，那么这些公司可能会被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取代。
4.3共和党的立场:维护大公司的利益
芝加哥学派。
支持小政府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认为，针对数字市场的反垄断只是进步主义者企图用政府权力全面重塑市场的幌子，市场本身对于科技巨头具有自发抑制力量，没有必要通过政府权力来实现。
历史上美国政府针对头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行动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功，相反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例如，1950 年代，掌握先进无线电技术的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遭遇美国 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被迫放弃所有专利。这使得日本的无线电公司获得了大量尖端技术，美国在国际电话电报领域曾经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晶体管方面的领先地位，都是因为反垄断政策逐渐丧失，最后外国竞争对手成为受益者。
民主党政府针对大型科技的反垄断政策，面临着可持续性的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初创企业都会失败。一般来说能有30%初创企业取得成功，就已经是不错的成绩。
拆解或者监控大型科技公司将会导致创新能为的下降，损害美国的全球科技领导权。将大型科技公司拆散成为规模较小的公司将会导致被中国各个击破。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詹姆斯A刘易斯(James A Lewis)认为，如果美国反垄断有取得效果，并且损害了那些最为成功的大企业，那么当美国试图从反垄断行动中恢复过来时，中国已经取得了短期优势，其至不可逆转地领先。
5.硅谷的转变与科技行业的政治分裂
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科技公司明显倒向民主党一边，成为其忠实的支持者。只有极少数科技行业的投资者和高管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2016年，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发表演讲赞扬特朗普，但却是极少数。
即使在2020年的时候如果硅谷哪一位投资者或高管投票给特朗普，他就会被同行要求写“道歉信”。
谷歌、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的企业文化以及公开的价值形象都是非常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亚马逊意识形态较弱，但大体上也是比较倾问于自由主义的。
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越来越多的硅谷风险投资家开始反对拜登，同时公开宣称支持特朗普。因为拜登政府的监管政策已经引起了科技公司的不满。
科技行业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行动表达不满，希望减少政府对科技行业的束缚。
硅谷内部已经出现分裂趋势。
5.1.人工智能开发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
马斯克的政治转变。
2024年，硅谷最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承诺投资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xAI。
红杉资本曾经投资谷歌、Youtube和苹果，但是近年来它转向支持保守派，为马斯克的多个项日提供支持，包括他的商业太空飞行企业 SpaceX。
马斯克正在与元宇宙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以及OpenAI和Anthropic等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展开竞争。OpenAI背后的最大投资者是微软，而Anthropic背后的最大投资者是谷歌和亚马逊。
生产式人工智能开发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分别依附于共和党和民主党。
马斯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政治活动，马斯克帮助特朗普支付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律费用，包括他在纽约州“封口案”的审判。
5.2.马斯克试图在中国扩大业务
马斯克尝试探索一条保证与中国之间的相互数据安全的发展道路。
特斯拉的人工智能训练过程将会在美国进行，其中国业务团队将利用中国用户的数据对系统进行“微调”，从而无需将数据从中国导出到美国。特斯拉承诺限制其汽车在中国敏感地区附近使用自动驾驶技术，确保其摄像头的安全使用。
马斯克的上述探索说明，一些科技公司仍然在想办法规避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延续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5.3.更多硅谷精英的政治转变
很多政治立场偏右的科技投资者游说立法者反对人工智能监管。
从 2012 年至 2022 .年间，这些政治立场偏右的初创企业的市值飙升了8倍，达到 3440 亿美元。
著名支付服务商贝宝"(Paypal)的创始人和前首席运营官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曾经因为 2021年1月的国会山暴乱事件谴责特朗普，但到了2024 年他的政治立场完全发生转变。
2024年4月，硅谷一些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包括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彼得 ·蒂尔(Peter Thiel)，以及埃隆·马斯克等人在好莱坞参加了一场“反拜登”晚宴，与会者讨论了为特朗普筹款的方法。
一些科技精英正在对民主党的言论自由标准、科技监管和税收政策等问题表达不满。
特朗普因伪造商业记录被判有罪几分钟后，红杉资本合伙人肖恩·马奎尔(Shaun Maguire)立即捐款，抱怨民主党控制科技界的努力，并暗示,2020 年存在“极端选举干预”。
“拜登经济学”本身是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的一套经济学，但“拜登经济学 "对大型科技公司压制已经招致其不满。它们有自己的经济利益。
5.4.美国科技版图的重组
加利福尼亚议会通过法案，强迫科技公司遵守严格的安全框架，对 OpenAl、Anthropic 和元宇宙等科技公司的大语言模型进行限制和监控。这项法案遭到了硅谷很多人的强烈反应，被指责扼杀创新和制造恐慌。
未来，如果这样的政策变为现实，那么一些科技公司和高薪员工将会离开加州转移到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州。大型公司可能会暂时留下来，但是开源和初创企业可能无法经受这样的严厉政策“而被迫转移。马斯克已经将特斯拉公司的总部从加利福尼亚州迁至得克萨斯州，仅仅在加利福尼亚州保留部分业务。
来美国的科技版图可能会重组，地理因素将会成为政治极化的新因素。
5.5.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如何为政治极化赋能？
从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开始，支持民主党与共和觉的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让位于传统媒体框架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竞争。
社交媒体非常容易煽动民粹主义，这导致美国两党政治生态呈现恶性循环趋势。
到了 2020年大选之后，一系列围绕大选的争议性政治事件的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型科技公司对社交媒体的企入，社交媒体走向分梨。
“后真相”的困境。（注：“后真相”是指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它指的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情感和个人信念往往比客观事实更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和关注。）
5.6.大型科技公司对社交媒体的控制
社交媒体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 而社交媒体其实被人工智能大型科技公司掌控。那些有影响力的、用户众多的社交媒体平台，需要依赖先进的算法技术和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只有大型科技公司才可以持续提供。
2016 年到 2020 年，特朗普执政时期虽然依靠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观点，但是这些社交媒体其实是被自由派精英和科技巨头控制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曾经质疑扎克伯格。
2021年1月国会山事件之后，特朗普的推特账号被关闭。谷歌、苹果和亚马逊则下架了一个带有右翼倾向的应用程序“Parler“。特朗普完全被剥夺了在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权。
民主党称赞推特封禁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账户是在打击虚假信息，但共和党对此表示谴责，称这是民主党正在与大型科技公司勾结实施言论审查。
这些支持自由派的科技巨头做到了多年来众多政客、检察官和权力掮客一直试图但未能做到的事情”。
马斯克收购推特，并得到了其他共和党财团的倾力支持，部分硅谷投资者因为反对拜登政府严厉的监管政策而转向支持共和党。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伦(Elizabeth Warren)称这笔交易“对我们的民主很危险”。.
5.6.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辩论
表面的矛盾，二人的矛盾是对人工智能未来前景的不同看法。
马斯克警告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来不可逆转的危险，而扎克伯格认为人工智能将会造福人类。
但实际上二人的矛盾是基于政治观点的对立。
马斯克认为拜登政府阻碍创新，他要求重新定义“言论自由“。
扎克伯格的脸书在2021年曾经封杀特朗普的账号，后来扎克伯格还宣称他准备开发一款类似推特的社交软件，目的是对抗马斯克的影响力。
5.7.算法成为政治极化的催化剂
算法本身是没有价值观倾向的，但是算法会服务于不同的政治力量，为不同的党派积聚更大的能量。使用谷歌搜索时，与特朗普相关的负面信息往往多于拜登，与拜登相关的正面信息往往多于特朗普。
为了提升用户数量和增加活跃度，社交媒体平台使用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反复推送特定用户认为最有吸引力的内容。
“信息茧房” 或“回音室”效应将会加剧政治极化，使得一部分人变得更为极端。
6.两党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服务于本党利益
两党将人工智能应用到自己的政治框架的能力是此消彼长的，呈现动态变化。
在 2016 年，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曾经尝试使用算法来影响选民的认知，并且取得一些成果。
不过，共和党对于科技行业的影响力一直较弱，硅谷绝大多数公司当时仍然支持民主党。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民主党成功开发更为高级的算法和更为精准的信息投送方式，以此对特朗普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2022 年中期选举之后，越来越多的科技巨头不满意拜登政府的反垄断和监管政策，它们开始转向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宣布“绝对不会 "禁止TikTok ，他希望以此平衡脸书等被自由派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权力。保守派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甲骨文也对试图将 TikTok 剥离与中国企业的关系的政法提出警告。
7.人工智能介入政治的趋势
未来，科技巨头将会越来越深度地介入美国政治，科技行业形成两个相互对抗的部分。
人工智能最近被应用于西方国家的选举过程。这不仅包括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法对选举结果进行更加精准的预测，也包括在选举过程中通过有效的信息投放更加精准地把握选民个体的状态，以及充分运用教据引导等方式来推动竞选舆情的发展，等等。
未来对于任何一个政党或者候选人而言，其能力和政治理念不再是赢得选举的最重要的因素，能否得到更多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和科技资本的支持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在智能算法的加成下，社交媒体将持相同观点的大聚集到一起，诱导他们做出种种极端行为。
科技行业的分裂以及他们各自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分化，使得两党政治精英与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信息闭坏，各自的话语框架不断被强化。
总结
美国政府拒绝与中国合作，执意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实际上已经间接深刻损害了美国内部的团结、使得 美国政治变得更分裂。
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难以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得到消除。
相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科技公司彼此站队各自的党派，使得政治极化加剧。
人工智能技术很容易导致“信息茧房”效应，民众无法从多个渠道获得相对真实的信息。甚至一部分选民因为支持某个政党或候选人而使用他推荐的社交媒体平台，抵制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选民的整体政治认知变得更加极化而不是温和，变得更加非理性而不是理性。
中美两国应该相互理解和审视对方的价值观，承认治理方法的多元性，在对话中相互借鉴，消除误解，共同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华科技打压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必须考虑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